这能不出问题？这在后世来说，就意味着大明出现了极其、极其、极其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江南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来，乃至于在皇帝看来，自然就变成了：“Howoldareyou？”[注：网络梗：怎么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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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想了想，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

譬如西汉，吕雉和吕泽、吕禄、吕产、吕台；窦漪房和窦长君、窦广国、窦婴；卫子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

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

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

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

“是。”朱翊钧点头表示同意，但马上又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高务实叹了口气，道：“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资本的萌发迅速发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

在财阀政治下，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

这个情况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例如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质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北方和内陆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

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前世在工作时曾经这样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国大下岗。这个措施在南方可能没事，因为他当时的南方全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但是那时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国企，私企压根没有，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很显然，他必然会被北方人骂出翔。

不过，即便如此解释了，朱翊钧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仔细想了一会儿才问道：“务实，按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势是门阀很强，但到了宋朝就变成财阀很强了……那如果这样，我就想问，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问得好，皇上这一问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务实先赞了一句，然后道：“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这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而另一个则是宋朝首创了‘不杀士大夫’的原则。”

高务实说到科举制时，朱翊钧尚且没有什么大反应，但说到“不杀士大夫”时，朱翊钧却很惊讶，一脸诧异地道：“不杀士大夫也不对？”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高务实摇头道：“在宋朝之前，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于能强大到能跟皇权博弈的门阀，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安全。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同样，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达成，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