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明史》里的评价相当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所以到了后来，因为阁臣的实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于是为了提高阁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坏传统，皇帝只好让阁臣做兼职。

最常见的做法是先任命某个将要入阁的大臣为礼部尚书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阁大学士”的名头，这样一来阁臣的行政级别就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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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则”，而直到明朝灭亡，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则“某殿某阁大学士”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办公场所与发号施令的机构：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过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开府仪同三司”，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而这，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没有“开府”并且“仪同三司”的权力和地位。

什么叫开府？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地位等同于三司。

何为三司？三公三师就是所谓“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师。

所以“开府仪同三司”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这个级别，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因此三公三师也好，还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朕没有赐予，那你们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仪同三司”。

宰相开府不仅是“仪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抄抄写写的文书，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极点。

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在某些朝代如秦、汉、魏晋等时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

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我辈”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差点就要当场发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会跟你一个阉竖是“我辈”？你这残缺不全、畜生一样的东西，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

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道：“阉竖自是不足与谋，只是眼下实学势大，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相忍为国了。可元驭兄这样一说，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飞鹰折翅、猛虎落牙’，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那岂不是坏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