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要急，“读过”国子监本身就有一点很厉害，因为监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类比生员的，有了“监生”这个名号，你就不再是一个到哪都被鄙视的铜臭商贾，而是相当于秀才老爷了。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商人能“搞到”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到监生也就到头了，再往上除非你读书考科举并且中了举人、进士什么的，否则“类比生员”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巅峰。

这个地位，若是只在县、府一级，或许还能凑合：在县衙有坐，在府衙有个位置给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该你跪的，你还得跪。

而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大明，由于实学派的主导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历史中还要更高一些。

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专门写书谈过“义利之分”，随着高拱持续当政，实学派改革不断前进，这种观点对于民间的影响乃至于官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务实本人还树立了一个典范：文为状元，商则首富。

虽然限于“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当白手套，但天下人谁还不知道他才是京华真正的东家吗？

而京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不是说规模，是说社会贡献：京华在大明的各部分产业，去年全年上缴了一百七十三万两各类赋税，其中最后能够收到中枢的就有五十九万两，接近于大明全年户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么大的社会贡献，你说高务实这个“商人”是坏蛋？

民间层面如此，官员层面也同样变化了。实学派不必说了，一贯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心学派方面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和实学派一致的——其实心学派官员背后的大商人更多呢！

从朝廷官员这方面来看，影响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种理论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后成事了，可不是高务实凭空来玩这一手。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那么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为啥到现在还没搞成？

答案并不复杂：社会地位要与社会贡献挂钩，朝廷或者说皇帝才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点好处没看见，我凭什么答应你啊？我帮你改革这个玩意你以为是没有成本的？我要考虑顽固派会不会顶牛，要考虑变更祖制带来的“正统性”动摇，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

你光是动动嘴皮子我就给你办，你是哪边脸长得那么漂亮啊？

然而，问题就是在这里卡壳了，因为在高务实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哪个商人愿意去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又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商人们觉得他们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了。

什么？你们连税都不肯交，承担了什么狗屁责任？

这里还真有点误会。

高务实眼中的社会责任，缴税几乎是最基本的一项，因为税收这东西原则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观点与当今大明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并不相符。

主流观点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故天下人供财于皇帝。

别说民间都是这么想，实际上连很多官员都是这么看的，这就糟糕了。

天下万民养你一家一姓，我们都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吃亏的人啊，那当然是交得越少越好啦！

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要全面改革的话，皇帝对于户部的财权都必须限制，因为只有皇帝无法把户部的钱拿去私用(比如赏赐潞王那种)，天下人才不会觉得这钱全是交给皇帝个人了，但高务实显然还搞不了这个。

不过，这事不能总想着皇帝先妥协，否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决不了。

权力有限，还是先搞定商人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