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当时蒙古的五执政，俺答这边派去察哈尔的是他辛爱的长子扯力克，即俺答的长孙(他是代表父亲辛爱去的)，而鄂尔多斯部派出的正是切尽，可见切尽当时在鄂尔多斯部内就已经是仅次于吉能的人物了。

但是，切尽的实力是否对大明、对明蒙和平构成威胁了呢？高务实回忆了一下，切尽当年无论是西行，还是东归，切尽都极力约束部夷，并且采用严格的纪律和手段约束部夷，他本人肯定是不会威胁到大明的。

“吉能死，切尽日夜伤世父，亟还套治丧。所过道上，皆以抢番为戒。”

“壬申(1572)春二月，切尽乃踏水临边……乃以书告抚臣，大略称:‘不敢违太师明禁，而走黑山，雨雪连旬，艰苦万状，以致马牛消耗，惟太师哀怜，为我许开市，敢以火落赤为比也？’……诫诸部所过毋抢番、毋犯汉，令下即起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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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乌鸦口往黑城，行未至草古城，遗达马二匹，游击朱勋使使者追而予之。而虏部亦焚毁我吴家庄土房椽四间，切尽罚羊四十匹，套旗一杆，罚羊四足。自是，汉虏所损遗，罚治率以为常。”并且约束部众，谨遵训诫。“切尽传檄酋妇，令其边外行。”

高务实仔细回忆这些年的犯边记录，都没有找到切尽犯边的记载。也就是说，切尽一生遵守约定，是诚心款贡，决不是什么“谬为驯谨”。

这种十几年来一以贯之的驯谨是装不出来的——比如火落赤、着力兔二人，他们早在以前就有犯边的记录，甚至在封贡之后都曾经出现过，是被切尽传书责备之后才收敛起来，直至此番切尽病重。

而且，高务实不同于朱翊钧，朱翊钧大抵不会考虑到深层次的文化之类问题，而高务实早在当年力主封贡开始，就一直支持蒙古人崇佛。在蒙古崇佛这件事上，切尽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

后世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说“切尽引俺答迎佛”。这个说法在《万历武功录》里甚至还有史料支撑，《万历武功录·切尽黄台吉列传》的传文中有交代，说早在壬申年(1572)的时候，切尽西行中就曾经向抚臣廖逢节索取经书和佛珠等物品，说明他在此时已经信奉藏传佛教了。只不过，在当时的大明官员看来，切尽“非忠心诚好佛者”。其到丁丑年(1577)的时候，切尽“诱骗”俺答率军西进迎佛，实际上是为了到达肃州、西海一带挑起明蒙间的争端。

《万历武功录》在这里的说法有些问题，大抵是这个时期大明官员对“鞑子”都不怎么信任的缘故，实际上切尽黄台吉是忠实的藏传佛教的信徒。他在嘉靖后期的一次率军深入到青海地区作战过程中，接触到了当地三位高僧，并将他们带回鄂尔多斯部，《蒙古源流》中详尽地记载着切尽引进佛教的过程。[注：这个记载太长了，我懒得引用。]

那么，当时切尽引俺答西进的原因和目的究竟是被动还是主动，究竟是真的信佛还是意图侵边？高务实认为他是真的信佛。

因为实际上俺答汗与藏传佛教的渊源，从嘉靖年间就建立了联系。见于史料记载的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俺答汗出征撒里畏兀儿(黄头回鹘)的时候，在西海遇到并俘获了一些藏族商人和1000多名喇嘛，随后将他们释放了。

但是，实际上此前蒙古右翼各部已经多次出征西海，俺答汗第一次亲自率兵出征西海是在嘉靖十一年(1532)。即便以《阿勒坦汗传》为准，嘉靖三十七年以前，俺答汗还有三次出征西海地区的记录，分别是嘉靖十一年、十三年和二十二年，所以到嘉靖三十七年的这一次，实际上已经是第四次了。

如果说，此前俺答汗出征没有遇到佛教的僧侣和寺庙，那恐怕是不现实的，也是绝对不可信，只不过这些活动没有见于史籍记载罢了，毕竟蒙古文献比较粗枝大叶，不能和汉文文献相比。所以高务实可以确定，俺答汗接触佛教应该在嘉靖三十七年之前。

当然，俺答详细地了解佛教应该是在隆庆五年，或者是万历元年，但俺答汗的信奉佛教并不是切尽蛊惑的结果，这一点在《阿勒坦汗传》中也有记载，此处不多说。

总而言之，切尽肯定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俺答和他促成了土默特与鄂尔多斯同时改宗佛教这件大事。那么对于高务实来说，维护切尽所订立的方针就很重要，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促使大明在这件事上帮助土默特。

“西宁之失虽然事出突然，但归根结底是布日哈图之谋，而布日哈图此谋的关键，不在于火落赤、着力兔，更不在于西宁。”高务实沉声道：“此事真正的关键，在于河套！”

朱翊钧凝神朝他看去，高务实伸手朝堪舆图一指，道：“皇上请看，由西往东，青海、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这四处势力，原先察哈尔是孤身在东的。如果布日哈图想搅乱土默特内部，仅凭一个青海其实并不足够。

火落赤、着力兔二虏所部不过五万，倘使河套不乱，其最多不过是我大明西疆癣疥之疾。皇上，臣做个最糟糕的假设——假设我大明放着西宁丢失不管，局势会如何？”

朱翊钧微微蹙眉，迟疑道：“这个……有些难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