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31日，乔公同当时还没建立研究所的夏希羽以及十几名与夏希羽合作研究或者帮过忙的年轻同志畅聊；

同年7月1日，乔公在乔办总部见过夏希羽，会谈内容不明；

1983年2月23日上午，乔公带着三道题的正确答案与秦若华、水野遥佳、陆家义的三人分别聊了超过半个小时，随后在这天下午又与夏希羽聊了将近三个小时。

基于上述他们了解的事实，他们并不认为夏希羽的话有什么问题，于是他们继续听夏希羽说下去。

“当时，‘老林’也问过，我这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研究所除了拥有改革试点单位的牌子之外，第一个原因在于我和我手中的外汇没有被国家强制兑成本币后送到我的手里。”

“对这一点，我估计：我们国家会随着对外开放的脚步不断扩大，更多的单位可以拥有自己的外汇账户，可以自己决定外汇的使用，我们只是提前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这个权限而已。”

“第二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大多数研究员都没有在国内任何单位的研究经验，甚至没有来过中国，更不用说在见到我之前与任何中国人彼此相识的可能性。”

“第三，其他单位怎么做我不好说，反正我决不允许我的单位有做出贡献的人比惨。”

听到这里，孟武和柯琳琳都变了脸色，但夏希羽仍旧继续：“我当时和乔公说，有一部分单位或许是领导个人原因，或许是客观条件原因，又或许是政策原因，这些我都不予置评。”

“但还有很多单位就没那么简单了——它们和其中的领导班子，甚至包括一些普通职工一起，一边像对待江永絮工程师的湘衡盐矿与衡汽配两家单位那样，把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当成敌人，甚至像乐天宇对待李景均一样把人家逼出国门。”

“人家江永絮为了建设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冒着生命危险化验一种钍元素，最后不慎炸瞎了左眼，而且影响到了右眼的视力。但她从未向组织提出过半点特殊照顾的要求，可她的‘组织’不仅很少有人去过问，甚至还把她当成排球一样拍来拍去，就是不对她身上的一系列包袱给一个结论，一定要她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