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毕摩，吉克赤日是非常智慧的人，而他的人生经历也告诉他，从外面来到乡里的人，他们的态度往往是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的。

听闻周至对毕摩文化感兴趣，吉克赤日倒是不觉得多高兴，类似的资料采集活动，县上，州上的文化馆都曾经来过，零零碎碎地收集了不少资料，对于毕摩的体系有了一些介绍书籍，但是还是失于粗糙。

反正吉克赤日说起来那是一个劲的摇头。

周至一打听资料成书的日期就有些明白了，五几年和七几年。

这两段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审视角度是不一样的，更多是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组织素材，或者说眼光更多地放在那些值得批判的地方，而对传统文化的整体，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认识。

这样的书籍很明显是有失偏颇，不太全面的，不光少数民族的如此，汉民族自己的同样如此，周至在研究夹川老版县志的时候早就发现了。

但是周至在研究地方史志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好处，就是那个时期地方上的同志虽然在着述的时候角度非常偏颇，但是他们进行田野调查，采集资料时候的态度却是非常认真细致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撰写自己书籍的时候，视角和重心可能有问题，导致了能够供他们引证的材料就很少，造成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堆放在县文化馆，县志办的资料室里，采用到书中的，可能都不足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

很多那个年代采集到的资料，都是后来的宝贵素材。

因为随着当年那些当事人受访者的离世，很多史料已经随着他们堙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只有这些资料，才带着当年历史的一鳞半爪，还留在人间。

周至心里大致有数了，想着什么时候还可以去县文化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