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文化届的一道迷思，华夏的文华独力发展到宋代，已经臻于巅峰，除了大写意，泼墨重彩还没到尽头，以及后来吸取西方构图，透视等技巧而产生的“海派画风”，以及各种新发现的釉料，能够在金属加工，瓷器，书画上该走的路子，差不多都已经走尽了。

加上华夏艺术本身就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虽然讲求突破，但是讲求的是在章法上基础上的突破，要是没有章法约束，那就真成童子涂鸦了。

这是美学范畴当中的一个问题，就好比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本身很美，但是你将它丢到宋代或者明代去，宋人和明人只会骂一句“什么玩意儿”。

原因不是《再别康桥》不美，而是它脱离了宋明人作诗时候的基本审美定势太多。

俗话说的超前一步是天才，超前两步是疯子，用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宋代的审美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标杆，其后的朝代里，文化都在朝着它靠拢。

例如瓷器，为了烧造出宋窑的“铁足紫口”，景德镇的工匠们明明有了更高明的瓷土和工艺，还得用紫黑釉在仿造瓷器洁白的底足上画一圈“装饰釉”，用来模拟出宋瓷的特征。

书画用纸同样如此，宋代哲宗，徽宗，为了仿造晋代的侧理纸，可谓耗费不少；而清代乾隆皇帝为了仿造宋代鸡林纸，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同样如此。

最搞笑的是澄心堂纸，这个纸最早是五代南唐的内府用纸，风流皇帝李煜建堂藏之。

宋代到了神宗时期开始仿造，最后得到了纸质与之相类似的书画用纸，也称为“澄心堂”，士大夫要是得到皇家赏赐，往往要写诗作贺。

到了清代，仿“澄心堂”也成了内府的文化大工程之一，最终得到的纸张离五代深远，与宋仿差相仿佛，最终还是命名为“澄心堂”。

这就是中国古代在文房诸宝上的讲究，书画用绢同样如此，不过好在四眠蚕在从南向北推广的过程耗时相当的长，直到清代，都还能够找得到合适的造绢用丝的。

这也就导致了宋后画绢除了成本越来越贵，挑选越来越严苛外，织成成品之后，尤其是对名人大家使用的高级货色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异。

“这是怎么做到的？”弟子的眼神里充满了惊讶：“这种比现代丝细上三分之一的蚕丝，到底在哪儿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