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爷，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换一种更加科学，更加高级的表述，来表达文明的诞生，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还沿用‘金属，文字，城市’这三个表层意义上的字眼。”

“比如金属，可以表述成‘具备严密社会组织与复杂的社会分工，能够使用复杂高级的工具，管理建造参与者众多的大型工程’。”

“比如文字，可以表述为‘在各个社会职业分工，和同一文化区域不同的时期中，都能够找到明确的传承线索，加工方式和装饰方式具备严格的加工规范与装饰等级，以证明该文化具备知识积累，传播与迭代的能力。’”

“比如国家，可以表述为‘社会各群体存在严密的分工合作，能够发现证明王权或者神权存在的证据，能够发现社会各阶层严格分野的证据，能够通过陪葬品等遗物证明大型祭祀活动，大型军事组织，严格社会等级制度的存在’。”

“当然我说这些都不一定对，主要是想要表达出一种方法论，就是采用更加科学的，合理的，全面的语言，来定义考古学意义上文化与文明的分野，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觉得这样的确更好些。”辜老点头：“起码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两者间的高下立判。”

“但是肘子呀，我们毕竟不是干考古学专业的，缺乏专业的知识打底，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有我们没考虑到的地方，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周至说道：“要是这样重新定义的话，我们国家目前发现的一些大型遗址地区，就可以被定义到文明的行列当中去，比如目前还没有文字发现的良渚遗址和二里头遗址。”

“这些倒是不重要了。”辜老说道：“西方文史观念与学说，本来就很难解释我们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历史。”

“就拿人类社会的几个阶段来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共存。”

“这种共存方式还不是地域式的，而是复杂融合式的，一个城市的数千年当中，完全可能几种社会结构同时存在。”

“又比如郡县制与分封制，比如公田与私田，这些社会现象也是在数千年里长期共存，要讲清楚我国的文史问题，就决不能僵化与简化，要用全面和交融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听信西方的那一套，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最起码，可以提出来一个思路供大家探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