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朱启钤深感这门“数千年之专门绝学”的重要性，而要传承“绝学”，不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责无旁贷。

伊东忠太的态度当然令中国学人颇为尴尬，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国建筑界的症结所在。

——自古以来，建筑在中国都被视为工匠之技，不受重视，而学者们习惯于钻研古籍，皓首穷经，不愿亦不屑进行田野考察。

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号上，史学家瞿兑之发表了一篇纪念李诫的文章，希望学界从六个方向研究中国营造：

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

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

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

因此上，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伊东忠太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

他还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

早在1894年他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

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状况同样堪忧。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而鉴真和尚东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

相形之下，20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处幸存的唐代木构。

不幸的是，基于多年的考察，关野贞宣称，在日本还有三十多座建筑的历史长达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