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团。

1932年，寺内寿一被任命为大坂师团师团长，此时大坂师团在国内驻防。

这个时候的寺内勇已经混的风生水起，伙同身边的同仁将军用物资倒卖给当地的大坂商贩。

结果寺内寿一一上任，寺内勇就被抓了一个典型。

别看寺内寿一对外人宽容，甚至带着士兵公然去砸警察署，但是为了整治大坂师团的风气，对寺内勇下手是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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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众多士兵的面，寺内勇被自己叔叔拿着马鞭抽的皮开肉绽。

是以，在寺内寿一任职的两年内，大坂师团的风气在明面上有所好转，记住，只是面上。

这也导致寺内勇现在看见寺内寿一都吓得直哆嗦。

到了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大坂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

此时泽田茂就曾担任大坂师团师团长，虽然大坂师团的士兵初到关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们各个好钻营，没多久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泽田茂在大坂师团是个外来人，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坂师团没办法，只能早日盼望调离大坂师团。

两年后，大坂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1939年，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坂、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大坂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时的寺内勇已经是中左军衔，担任大队长。

其所在大队在他暗中的鼓动下，大半士兵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大坂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4天，大坂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

凑巧的是，大坂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双方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大坂师团官兵彷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寺内勇甚至带队冲到了最前线。

双方原本协议好的停战，甚至因为寺内勇所部的举动差点又开了火。

就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